| 一个“小人物”的价值 ——全国劳模殷顺民引发的思考 |
| 李柯勇 张 乐\文（新华社记者） |
即使当上了全国劳动模范，殷顺民仍很少为人所知。人生的故事很难比殷顺民的经历再简单了：自中专毕业进入浙江省荣军医院担任护理员之后，直到退休也没换过工作。工资低，没官衔，没职称，一生服务伤残军人达３４年。
在这个风起云涌、充满机会和诱惑的时代，他是一个“小人物”，像一块石头沉在水底，没有成就惊人的业绩，甚至家人都觉得他“丢人”。然而他的一生却引人思考：究竟什么才是一个劳动者真正的价值？
从理想到现实究竟有多远？
见到殷顺民时，他不像想象的那般被众星捧月似地簇拥着出现，而是跟在院长和工作人员后面，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主角。
殷顺民的表达方式和他的想法也一样简单朴实。到今年２月，他满６０周岁了，不过他没打算退休。“退了休我都不知道该干什么。”这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说。当然，医院和医院里所有的休养员也都没打算让他退休。
浙江省荣军医院是特级、一级伤残军人长期休养地，休养员们大多是高位截肢、半身瘫痪病人，有的常年卧床不起，大小便失禁，有的成了植物人，而殷顺民的任务就是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他每天要给休养员穿衣脱鞋、洗脸刷牙、喂饭送水、端屎端尿、翻身、擦澡、打扫卫生。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这都不是一件有吸引力的工作。
１９７１年中专毕业后，殷顺民之所以选择来这里，是因为听说这里可以接触大批战斗英雄，那正是红色革命岁月里出生的人最向往的。然而他没有料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竟有这么远。
当时医院里住着６０多个休养员。有一天殷顺民值晚班，４个休养员同时叫他，跑去一看，每人大便都拉得一塌糊涂，正是闷热的夏天，满屋子臭味。殷顺民赶紧清理。病人身躯沉重，他一手扳着人，一手换洗，非常吃力。待把４个人忙完了，他骨头像散了架一样。再看看自己，手上、衣服上、脸上都粘着大便，那臭味熏得他几天吃不下饭。
“我就傻眼了，”他说，“这哪是一个大男人干的活？”当年他２６岁，风华正茂，拿过全省中学生运动会的铁饼、标枪、手榴弹冠军。他学的是水稻专业，当时非常吃香，好工作并不难找，最后居然入了这一行，实在有失体面。
他的一个同学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工作就是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会去干。”那段时间，路上碰到熟人，殷顺民头都抬不起来。
想到自己一辈子就做这个，和这些人打交道，殷顺民的心里起了疙瘩。他开始消极怠工，休养员不叫他不动，不得不做的时候也没个好脸色。有次有个休养员想喝茶，殷顺民心思不知放在哪儿，端着茶壶直往人家的脖子里灌。休养员并没跟他计较，抖动着嘴唇好心劝告他：“如果你不愿意做这个工作，就别委屈了自己。”和他同来的一个小伙子，才干了几天，没打声招呼就走了。那时候他真是想走啊，想去当个体育老师。
有一种信念让他坚守
殷顺民最后还是留了下来，促使他留下来的是当时医院的老书记。老书记看出了殷顺民的想法，就给他做思想工作，老书记做思想工作的办法是讲故事，讲的就是医院里的休养员。
由此，殷顺民了解到，自己每日护理的这些伤残军人每人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休养员郭文其在打坑道时，眼看要塌方，毫不犹豫地冲进去推出了战友，自己却被压在坑道里，活活压断了两条大腿；另一个休养员，一生参加过１００多次战役，最后打瞎了双眼，打聋了双耳……
渐渐地，英雄主义情怀在他内心复活了，他开始自责：“他们忘我牺牲才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和平和幸福，我替他们服务却有这么多抱怨。”他又看了不少书，保尔·柯察金、雷锋以及后来的张海迪……对今天的人们来说，殷顺民当时的思想转变也许难以理解，但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他却觉得那些英雄形象为自己的人生照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我们不会有他们那样的不幸和磨难，也做不到像他们这样的无畏，但至少我可以学习他们的精神。”
向英雄学一点精神不难，但为了一种信念，在一条枯燥艰苦而又无名无利的道路上长期坚持下去却不易。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对自己的亲人尚且如此，谁又能为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旁人长期辛劳？殷顺民却做到了，并且一直坚持了３４年。
最累的是给休养员洗澡。每次殷顺民都要把他们一个个从病房抱上车，推到浴室，再抱下来，放到池子里，翻来覆去地擦洗，再抱上车揩干，盖好，送回病房，抱上床，每次殷顺民都得在蒸笼般的澡堂里忙上四五个小时。休养员一般是每周洗一次澡，人数又多，殷顺民便一次次周而复始地重复着这套程序。
他还得忍受休养员的情绪波动。伤残军人也曾是生龙活虎、驰骋疆场的热血男儿，如今却只能终日与床和轮椅为伴，他们常会变得郁闷烦躁，发脾气、摔东西，朝护理员发泄痛苦是常事。
正是殷顺民这样的坚持和忍耐，使得好几位休养员在弥留之际不停地叨念：“小殷比亲人还亲呐……”
“我这样做很好，
应该继续保持下去”
３４年，在一个人短暂的一生中是何等漫长的一段时光！这些年里，殷顺民也在不断地和自己进行着斗争，不时给自己打气。他经常表扬自己，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我这样做很好，应该继续保持下去。”
他承认自己有过几次思想波动。上世纪８０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他周围很多人做起了小生意，不少同学当上了厂长、经理，一个个腰包鼓了起来。他再次审视自己的职业。那阵子他几乎夜夜难眠，反复思量要不要也出去奋斗一把。最后，他又打消了念头。留住他的心的还是那些离不开他的休养员。
有个休养员肺癌晚期，脚浮肿得厉害，买的鞋都穿不上。殷顺民就让妻子给他赶做了一双黑布鞋，休养员穿了觉得很舒适，于是每天都穿，甚至临终留下遗言，遗体火化时也要穿那双布鞋。殷顺民说：“休养员离不开我。”
休养员们对他的关照也让殷顺民感动。七八十年代工资低，当时殷顺民家要盖房子，是休养员们一人１０块２０块地凑起来钱，帮了他大忙。
做顺手了，殷顺民早已不觉得这工作是个负担。因为伤残，许多休养员一辈子都住在医院里，几十年下来，这种工作关系早已超过了亲情。工作的间隙或者工作时间之外，殷顺民和他们是好朋友，有的休养员过生日，会叫上他一起吃顿好的，喝喝小酒，吹吹牛。“我们之间，不是医生护士和病人的感觉，而更像亲人和朋友。”
而今，他有的同学开发房地产赚了大钱，连保镖都有两个，他却不再羡慕了。“我不缺钱，”他说，“原来收入很低，现在每个月靠工资、出租房子，收入不菲。妻子每天卖菜还能收入二三十元。两个女儿也都长大成人了，日子过得挺好。”
“给你个劳模，
谁能像老殷那样坚守？”
护理员不同于医生护士，不是专业技术人员，干一辈子也就是个工人，评不了职称，做不了干部。殷顺民的家人并不理解他。他两个女儿至今还说：“老爸做这个，我们都没脸对同学朋友说。”他岳父很长时间都瞧不起这个女婿：“一个大男人做这个，钱不多，又没社会地位，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医院现在是青少年德育教育基地，常会迎来一些做好事的人群。对这些人，一位休养员总结了“几多几少”：学生多，成年人少；学雷锋日多，平常日子少；班级集体活动的多，个人来的少；完成任务式的多，真正想来做义工的少。
“他们大多是为了开展班会活动什么而来的，来了也帮不了什么忙。也就扫扫地、擦擦窗子，走走形式。这些活，我们的护理员平时也在做。”他说。
当年和殷顺民同事的正式护理员２０来个，现在走的走，退的退，只剩下三、四个了，其他都是通过社会化方式招来的临时工。医院院长俞杭英最头痛的就是招工问题：“有些人过来看了一下调头就走了，留下的大多也干不长，能做到５年的已经很稀罕了。最害怕的就是有人跟我说要走，去社会上再招一个实在太难了。”
得知殷顺民评上全国劳动模范，医院里的医生护士议论纷纷，很多人表示“羡慕”。院长当众问道：“给你个劳模，让你也像老殷那样做，你们谁愿意？”没人接话。
老殷的工作实在太普通太平凡，以至于他的事迹被发掘出来也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一次浙江省民政系统搞活动，直属民政厅的荣军医院出了个小品，演一个荣军护理员找对象难，找了三次才找成功的事。末了把原型殷顺民推上了舞台，引起了南京军区一位领导的重视，殷顺民的事迹这才被医院以外的人慢慢了解熟悉。
几年前，评上全国民政先进个人那会儿，医院也考虑他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了那么多年，思量着为他调换一个相对轻松一点的岗位。可一方面荣军实在太依赖、太舍不得他，另一方面这个岗位有时是力气活，就他一个男的，也确实离不开他。而殷顺民自己也坚持不愿意离开这个岗位。
这次当上全国劳模，殷顺民挺高兴：“这说明无论是比我弱势的人，还是比我强势的人，都认可我，需要我，肯定我，这就体现了我的价值。”成了全国劳模之后，他没觉得自己是个名人，还是老样子，在荣军们的房间里端屎端尿、服侍擦身。他这辈子只有一套西装，只在小女儿结婚的时候穿过一次。“平时还是这样的打扮方便，”老殷指指身上的夹克。平时他把蓝大褂往外面一套，就为荣军们忙开了。这次要到北京去领奖，在领导们的催促下，他才花了５００多块钱，买了套新的。
评上劳模后，尽管被有关部门推选到省城杭州去为大家做先进事迹报告，但直到临行前一晚，殷顺民还总结不出什么感想来说这个工作如何不平凡、这个坚守如何不容易。“我的心态平和，没什么可说的。”他也没指望自己的报告能够改变别人什么，“我也不可能像雷锋、张海迪那样，能够有力量去改变别人，我只是希望一能宣传荣军医院，二能让更多的人理解护理员这个工作。”殷顺民实实在在地说，“听完报告后，大家回去继续尽力做好本职工作，这个社会就会很好了。”
至于自己，他想了半天：“还是那句话，我很庆幸，当初没有选择逃离。”（新华社供本刊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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