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从政，自古有之。“学而优则仕”，以学术拔擢人才一直是历代王朝的传统取士之道；而从政也成为“心忧天下、经世济民”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人生最佳选择。纵然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太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清舟”，那也不过是仕途失意的无奈之举。王安石、欧阳修等名烁古今的大学问家，也是政坛上名垂青史的人物。
当然，古今殊途。在现代社会中，政界和学界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但并不意味着两者就“井水不犯河水”。环顾世界政坛，学者从政比比皆是，基辛格、赖斯都称得是成功范例，德国新当选的女总理默克尔也是一个化学博士。就现代中国而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政坛上，涌动过一股学者从政的小浪潮，著名学者胡适、史学家蒋廷黻、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经济学家何廉都是个中代表。新中国成立初期，章乃器出任第一任粮食部长，史良出任第一任司法部长，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都是典型的学者从政。只不过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知识分子被批为“臭老九”，学界与政界，经历过很长的一段“冰封期”。因此，目前学者、博士、“海归”等高调进入政坛的现象，再次引起各界广泛关注，被一些媒体称为“一股初露端倪的新生力量”。
虽属旧调重弹，却是老凤吐新音。当今中国的学者从政，不仅是一种历史传承，更彰显了当今的时代潮流；不仅对现实政治格局产生影响，而且隐含着新一代中央领导治国方略的转变。
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破冰之旅
新时期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特别是选择干部的知识化要求，为广大专家学者走出“象牙塔”，直接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广阔天地；同时，宽松良好的政治环境也为其参政议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知识分子的价值与地位的认知越来越清晰，政府与学界、政治与知识分子之间，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在逐渐形成。从“中南海专家讲座”制度的建立，到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上听取专家学者的建言，可以看出，中央在执政治国上对知识分子的倚重。一些学者专家起初就是以核心智囊的身份参与到高层政治之中，被中央领导人慧眼相中，一举从幕后跃身政治前台。
从“借脑”到“用脑”，直接吸纳知识精英参与政权运作，是中央为执政能力的提高奠定人才基础，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理念在干部人事领域的具体实践。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12月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培养造就出一大批高素质的善于治党治国的领导人才和其他各方面的人才。为此，他特别提出要“打破阻碍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引导人才合理有序地流动，疏通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之间的人才流动渠道”。温家宝总理也强调，选拔人才要不拘一格，不能论资排辈，要打破陈规，开拓视野，拓宽人才选拔渠道。在此前后，在中央机关各部门、地方政府的高层人事变动中，一批知识型、学者型官员脱颖而出。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凤春说，政府高官的年轻化和学术／技术化是一个趋势，一些来自于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学历较高的官员纷纷上马，显示了中央在培养未来可用人才时的多样性选择。
在中央的政策指引和示范效应下，地方吸纳的学者从政的热情也持续高涨，像博士书记、教授市长，已不鲜见。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在知识精英的使用上出现了一种规模化和有序化的特征，如河南郑州、山东青岛、湖北武汉等地连续几年成批接纳博士进入党政部门。尤其是四川，这几年除了从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大型企业选拔数以百计的中青年学者到各市州、县区挂职锻炼外，还专门在省委党校开设了高层次复合人才班，对一批在专业领域出类拔萃的中青年人才进行行政管理培训，使之成为日后选拔党政领导干部的“蓄水池”和“后备军”。
学者从政、博士当官，是对传统干部人事制度的重大突破，它使以往在政府机关和其他权力机关架构内选拔官员的惯例被打破，为一些游离于“体制外”又拥有政治抱负的公民开辟了新的从政道路，尤其是激发了高素质高学历人士的政治参与热情。它也改变了以往传统的官员选拔规则，那种逐级晋升、论资排辈的现象受到了有力的冲击，让许多拥有政治理想但仕途不畅的人不免产生联想，特别是一些从海外归来的饱学之士看到了从政的终南捷径。对于“体制内”的官员而言，由于学者是以自己的知识资本作为进身之阶的，使他们更加认识到知识的价值，从而激发向学的动力。四川省委党校培训部主任樊昭荣教授就说，学者从政和政者研学，已经成为当今政坛的两道风景线。
中国呼唤知识政治
对学者从政、博士当官，社会大多给予正面积极的解读，认为是一种“双赢”效应。对学界而言，找到了一条理论联系实际的路子，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具体结合的路子，学术和现实生活融合的路子；学者自身也因此能学以致用，在更大的层面上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对政界来说，知识精英的加入为公务员注入了新鲜血液，改变了公务员队伍的人才结构，通过提高干部队伍素质进而提升政府执政能力。
学者从政，其优势在于较高的个人素质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一方面，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尊重理性，崇尚科学精神，讲求科学态度，善于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包括理性的怀疑精神、科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以及尊重科学实验和科学事实的精神，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对于转变政府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克服行政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大有益处。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和与国际接轨的要求下，政府的职能需要转变，要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要求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要求越来越高，这需要从政者具备更加丰富的人文、管理、法律、哲学的知识结构和更高的综合素质。而学者深厚的专业功底、较高知识素养、严谨的逻辑思维和开阔的眼界，显然符合新时期的从政需求。原苏州市委书记王珉就是“学者从政”的成功范例。他曾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副校长，机械制造专家。在他主政期间，2003年末，苏州人均GDP高达4.77万元，相当于5746美元，高出一直领先的上海(人均5643美元)，成为全国各大中城市的人均GDP状元，他也因此升任吉林省省长。
随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型，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中国越来越呼唤以知识为基础的政治。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黄平就认为，专家治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治国方略的调整
我们注意到，早期从政的学者，以理工系（工程师）为主，如本届政府4位副总理，就有3位是工程师。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有两类人群格外活跃，一是经济学家，一是法政学者。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刘启云表示，工程师--经济学者--法政学者(后两者可被统称为社会管理型学者)的代际变化，隐含着治国方略的调整。他认为，在计划经济年代，为适应“直接”管理经济的需要，社会管理型学者相对被边缘化；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间接”管理经济的需要，社会管理型学者可以更多运用法律和政策的杠杆进行调控。
在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时代背景下，一批在经济理论上颇有建树，又擅长政策设计，既具有世界眼光，又能与中国实务相结合的经济学者自然走俏政坛，中央希望以他们的专业知识来推动经济发展和改革进程。国企、股市、金融等改革攻坚领域，便成为经济学家的重镇。
当前，我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时期，各阶层、各集团的利益博弈空前激烈，而法政学家的核心价值观是民主与法制，在公平公正的标尺下规范各方行为，减少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稳定。近年来，在各级人大，在党和政府的各个机构，都闪现着越来越多的法学家身影。“法政官员”的闪亮登场，正与国家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大背景有关，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需要。而且，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市场的内生需求要求一个完善的法制保障，否则将步入无以为继的境地。
总而言之，经济学家和法政学者集体“登录”政坛，正好顺应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同时，也吻合现代国家治理的普遍特征：以经济促发展，以法治安天下。
在时下中国，学者从政应该说是国家治理走向科学化和人文化的巨大历史进步，是一条充满阳光的道路。当然，我们也不能迷信“学者万能论”。由于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双重催化作用，各种复杂的从政规则和为官之道仍在隐蔽的层面上影响着行政机器的运转，当人们顺应它的力量与节奏时便如鱼得水，反之则感受到挤压和牵制。对于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的学者来说，怎样在适应它的同时巧妙地改变、革新它，便是最大的挑战。■
|
|
